英国高等法院外景

文/《环球》杂志记者 赵小娜（发自伦敦）

编辑/马琼

　　英国曼彻斯特市中心，霓虹灯下的一家美甲店，橱窗里贴着“美甲特价20镑”的招牌，吸引着络绎不绝的顾客。玻璃门后，一名瘦小的越南女孩正低头为客人修整指甲。她叫小阮，今年只有16岁。尽管腰背挺直，目光却始终低垂。

　　从踏上英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小阮便成了人贩子口中的“债务人”。偷渡到英国的“路费”摇身一变成了数万英镑的天价债务，而她从未见过一张欠条。所谓的工作不过是个幌子。每天，小阮在美甲店工作超过12个小时，吃住就在后面的储物间，周围除了工具箱，就是塑料桶。小阮的护照、手机和身份证明早被收走，与外界的联系随时都可能被彻底切断。

　　她被反复告诫：如果胆敢逃跑，下场就是被警方抓走、遣返回国，家人也将受牵连。终日生活在恐惧中，小阮脚踝上仿佛被戴上了一副无形的镣铐。

受害者无法说“不”

　　小阮的故事是英国一家反奴役救助平台记录的真实案例，这样的故事在当今英国并非个例。警方在侦破一起美甲奴役案中，甚至在毛绒玩具中搜出6万英镑现金。而那些被剥削的少女们却连温饱都无法保障——她们大多数是偷渡来到英国，被人贩子贩卖至各地的美甲店，为了“还债”被迫日复一日地劳动，却从未真正挣到一分钱。

　　这不仅仅是黑工问题。根据英国2015年《现代奴役法案》的定义，现代奴役是指通过强迫劳动、债务奴役、人口贩卖、性剥削等手段剥夺个体自由意志、获取非法利益的犯罪行为。与历史上锁链加身、鞭笞驱使的旧时代奴隶制不同，现代奴役没有明晃晃的铁链，却以无形的枷锁——恐吓、欺骗、债务和身份控制等，将受害者牢牢禁锢。

　　一些偷渡而来的移民、本地的弱势群体与无依无靠的未成年人，最终被裹挟进这条隐秘而冷酷的剥削链条。对于那些来自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地的偷渡者而言，非法身份与语言障碍让他们成为剥削者最容易得手的“猎物”。

　　在英国本地，流浪汉、瘾君子、经济拮据者同样容易被犯罪团伙锁定，诱骗至“现金友好型”行业从事受剥削的工作。

　　更令人痛心的是，不少儿童与青少年被视为“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目标，频繁出现在毒品交易、美甲店、洗车场等灰色地带。

　　2024年，英国国家转介机制（英国的政府系统，旨在识别和支持“现代奴隶制”的受害者）登记的现代奴役潜在受害者人数达19125人（其中31%为儿童），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据反奴役组织“未现”（Unseen）估计，全英的实际受害者可能超过13万人。更可怕的是，现代奴役并不止于地下经济，在表面上合法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收银机背后，也可能潜藏着一条条锁链。

　　英国国家犯罪局曾警告说：“现代奴役的受害者无法说‘不’。”这正是现代奴役最阴狠的地方——它不靠锁链，不靠枪口，却用隐形的手段，将人的自由与尊严层层剥夺，最终连“反抗”两个字都变得奢侈。

反奴役治理进行时

　　面对层出不穷的现代奴役案件，英国政府并非全无行动。2015年，英国率先通过了《现代奴役法案》，将强迫劳动、债务奴役、人口贩卖等行为定为重罪（嫌疑人最高可判无期），并设立国家转介机制为受害者提供援助，同时要求大型企业发布供应链反剥削的透明度声明。

　　然而，法律框架虽已搭建完备，现代奴役却并未绝迹，反而在地下经济与正规市场的夹缝中“进化”得更加隐蔽。为此，英国政府在2025年3月推出了新版《供应链现代奴役与人口贩卖企业指南》，试图用更具体、可操作的标准斩断这道无形枷锁。

　　这份指南对企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格要求：全面审视自身全球供应链，彻底披露供应商分布和高风险环节；内部政策必须与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等接轨，杜绝国际国内双重标准。

2020年7月13日，一名顾客在英国伦敦一家美甲店接受美甲服务

  根据法律要求，企业需要主动识别供应链中的奴役风险，尤其是在制造业、农产品加工行业以及涉及海外劳工等被普遍认定为高风险的领域，企业需建立一套系统性的尽职调查机制和举报监督体系，对供应商进行审计，畅通受害者求助渠道，避免剥削问题被掩盖。

　　更重要的是，企业必须用硬性数据来证明反奴役行动的成效——例如有多少高风险供应商完成整改、员工培训覆盖率达到何种程度等，以量化指标检验过去流于形式的承诺。法律还要求，反奴役工作不应停留于企业年报里的口号表述，而要渗透进企业文化和日常管理。企业还需面向员工与供应商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识别剥削风险、履行反奴役责任。

　　分析认为，这不仅是一份指南的更新，更是一场企业社会责任的“账本式盘点”。英国政府希望用制度设计迫使企业从口头表态走向自我审查，让责任从道德呼吁落地转化为清晰的行动方案。同时，英国还修订了《公共采购法案》，赋予政府采购方更大裁量权，可以拒绝与存在奴役风险的供应商合作。这意味着，“反奴役”已不再只是道德要求，而是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获得政府订单的硬性规则。

谁在拽紧“隐形枷锁”

　　美甲店里的“小阮”们，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其背后，远不止“人口贩卖”那么简单。

　　首先是英国劳动力市场自身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无声地将她们推向深渊。英国“脱欧”之后，合法移民锐减，低技能岗位“用工荒”蔓延至建筑、养老、美甲、洗车等多个行业。消费者却早已习惯于5英镑洗车、20镑美甲，劳动力成本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巨大落差，让部分商家铤而走险，用“看不见的工人”维持运营。现代奴役便在这道缝隙中悄然滋生，成为支撑低价竞争的隐形支柱。

　　移民政策的不断收紧也在加固这道枷锁。近年来，英国陆续出台《国籍与边境法案》《非法移民法案》，以强硬手段遏制偷渡与非法滞留。初衷虽是维护边境安全，但现实却是将大量已身处英国的无证移民彻底关在了合法就业的大门之外。

　　这些人没有身份、没有工卡，连银行账户都无法开设，为了生存，这些“无名者”只能滑向“不问身份、只看利润”的灰色劳动力市场，绞进剥削链条上的无声齿轮。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执法资源的匮乏与打击重点的错位，让现代奴役案件屡禁不止，形成“高发低罚”的尴尬局面。《现代奴役法案》虽设下严刑峻法，地方警队却往往因人手不足，不得不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入毒品、暴力等高显性犯罪，对藏身美甲店后屋、洗车棚下的剥削行为，往往因“取证难、成本高”而被放置一边。2024年，通过国家转介机制登记的潜在受害者接近两万人，但真正被起诉的案件不足500起，定罪率低于2%。

　　除了执法疲软，受害者自身的脆弱性也让这道枷锁愈发隐秘。非法身份、语言障碍、长期的精神控制，使她们即便面对警方，也因恐惧与不信任而选择沉默。在一些受害者眼中，报警并不意味着重获自由，而可能是直通拘留所与被送上遣返航班的“自首”。更有甚者，在被“解救”后依然选择回到剥削者身边，只因“那里至少有饭吃，有床睡”。人口贩子日复一日的恐吓——“你是非法的”“警察不会帮你”“逃了活不成”，让这些人早已失去求救的勇气。她们的身体或许在伦敦、曼彻斯特的街头，心却被牢牢锁在无形的囚笼之中。

　　治理上的困境远不止于此。英国各地警方、移民局、反奴役组织、劳工监察部门之间缺乏高效协作，信息壁垒重重，受害者在繁杂的程序中被反复推诿，最终被官僚体系遗忘。即使立法与政策不断精细化，执法上的“力不从心”，也让现代奴役在现实中依然是一门“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

　　这一问题的根源，最终绕不开“非法移民治理”这一庞杂议题。数据显示，被国家转介机制接收的受害者中，阿尔巴尼亚（13%）、越南（11%）等非法入境者占据相当比例。2024年，约5600名潜在受害者因害怕被遣返，拒绝寻求法律帮助。对她们而言，被剥削虽苦，却好歹能在英国苟且生存；而一旦求助，等待她们的或许是被驱逐出境，重返贫困。

　　现实中，反奴役与移民执法二者间矛盾重重。打击非法入境的强硬政策，一定程度上反而削弱了对奴役受害者的保护，让原本可以被解救的人越陷越深。诺丁汉大学人权实验室的研究显示，移民身份的不稳定性，显著提高了儿童与年轻人沦为被奴役对象的风险。而现行的庇护与移民政策，不仅未能有效防范此类风险，反而在客观上为其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在专家看来，打击现代奴役绝不能简单等同于打击非法移民。若反奴役被治安思维所主导，忽视了受害者保护，最终只会让问题愈发隐蔽、难以治理。唯有真正将反奴役从执法口号转化为受害者导向的治理体系，才能撼动这道无形枷锁。